从金朝抗蒙将领王晦事迹谈忠义及金朝抗蒙

发布时间：2021-02-01 10:58:00 阅读：次来源：焊锡机厂家

从金朝抗蒙将领王晦事迹谈“忠义”及金朝抗蒙

哀王旦 [金]史肃

八月风高胡马壮，胡儿弯弓向南望。铁门不守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将。

将军之起本儒臣，纬武经文才过人。墨磨盾鼻扫千字，箭射戟牙惊六军。

忆昔同时初上疏，明日东华听宣谕。我从金毂东巡逻，公总干戈练征戍。

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袭通州。练衣出郊虽频战，毡帐沿河未肯修。

将军尽出兵如水，烧胡之车破胡垒。倒戈弃甲十万人，乱辙靡旗三百里。

金甲煌煌金印光，诏书命我守昆阳。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仓无一日粮。

叛臣暗作开门策，一虎翻为群犬获。胸中气愤暴雷声，颔下须张猬毛磔。

将军虽死尚如生，万里遥传忠义名。昔闻陕右段忠烈，今见常山颜杲卿。

栋圬榱崩人短气，平生况切同年义。试歌慷慨一篇词，定洒英雄千古泪。

王旦者，昆阳守王子明也。(1)

王晦，《金史》本传作王晦，字子明。而诗作王旦，字子明。是否为同一人呢?答案是肯定的，但为什么出现上述不同呢，这个要从金朝的避讳制度寻找答案，根据《金史》，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庙讳同音字”(2)，王旦之“旦”与金朝熙宗名之“亶”同音，在避讳之列，所以王晦本名王旦，在泰和元年七月以后改名王晦。

王晦在年轻时就以慷慨之气闻名，这在金人著作中可以看到，金人刘祁写到：

“王副枢晦子明。自布衣时慷慨以侠闻，其友人出游久，妻与一僧私，既归，晦以告，其友无如之何。晦教之，复为远出计。治装即歧，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见之，趋启轩以逃，晦伏轩外，以铁简迎击，僧脑出而毙。明日，晦诣有司等自陈其事，有司义而释之。”(3)金史亦有类似记载“(王晦)少负气自渼，常慕张咏之为人，友妻与人有私，晦手刃杀之。”(4)正史显然不如笔记完备，如果我们再通过诗歌记述“将军之起本儒臣，纬武经文才过人。墨磨盾鼻扫千字，箭射戟牙惊六军。”我们不难得出王晦慷慨义气，有文有武这一形象。王晦和后来其他读书人一样，走科举出仕这条道路，他“中明昌二年进士”，先后担任“长葛主簿”“辽东路转运司都勾判官”“北京转运户籍判官”“安阳令”“签陕西西路按察司事”“平凉治中”“少府少监”“户部郎中”等一系列官职。(5)，本来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凭借他的性格，完全可能在仕途之上走得远一些，也许会成为像王修一样的清官，但是在金朝中后期的金蒙战争发生后，则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金大安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蒙古成吉思汗以报世仇为名誓师伐金，而金防守边疆的参知政事完颜承裕(胡沙)和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千家奴)在前锋与蒙古接战败后，畏敌如虎，一味寻求逃跑，被蒙古军追击大败于会河堡。“死者蔽野塞川，金人精锐尽没于此。”(6)“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7)，随后蒙古军后破金怯战之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7000军，再后陷宣德居庸关，逼近中都，分兵掠取中原腹地。

金崇庆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蒙古军复南下，攻西京，不克，金将奥屯襄来援，全军尽没，后成吉思汗中流矢，蒙古军解围。

金至宁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成吉思汗大举侵金，七月，在蒙古军强攻之下，加之金将完颜纲与术虎高琪不和，十万之众大败于缙山，后蒙古军乘势破居庸关，复围中都。

而金在大敌当前之时，将领纥石烈执中发动政变，杀金帝卫绍王，立丰王珣为帝，是为宣宗。而后术虎高琪与蒙古兵战败，惧纥石烈执中之诛，提兵入中都，杀纥石烈执中，宣宗任命术虎高琪为左副元帅。

蒙古军在围攻中都同时，兵分三路深入金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大部州县沦陷“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8)、邳、海州十一城不下。”(9)，除了金朝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外，和蒙古军计策也有关系，蒙古军采用驱守城军士家属攻城的方法“中原诸路之兵皆签往山后一带防遏，无兵可守，悉签乡民为兵，上城守御。大军(蒙古军)尽驱其家属来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认，由是人无固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10)。诗所见“八月风高胡马壮，胡儿弯弓向南望。”就是说明了这个意思，这里金人称蒙古人为“胡”，是颇有自认中原正统的意思。

在蒙古军强攻之下，加之金防御无方，被迫向蒙古军求和“(贞佑二年)三月辛未，遣(完颜)承晖诣大元请和。”(11)，将卫绍王之女嫁与成吉思汗，蒙古军退走。但随后金宣宗畏惧蒙古军，不顾大臣劝阻，一味决心迁都南京(开封)，在迁都的过程中，金人对以契丹人为主的乣军的猜忌引发了他们的北叛，将金之虚实尽报之蒙古，蒙古以金迁都为借口，再次大举侵金。

在蒙古大举南侵之时，王晦勇敢挺身而出，“贞佑初，中都戒严，或举晦有将帅才，俾募人自将，得死士万余统之。率所统卫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迁霍王傅。以部兵守顺州。”(12)随后蒙古军攻击不克的通州，王晦受命解围“通州围急，晦攻牛栏山以解通州之围。”(13)而诗则作“练衣出郊虽频战，毡帐沿河未肯修。将军尽出兵如水，烧胡之车破胡垒。倒戈弃甲十万人，乱辙靡旗三百里。”关于解通州之围，诗远较史具体，写出了具体的过程，是难得的补史材料，说之“以诗补史”一点也不过分。随后王晦回到顺州，就是那个金、元二史称之为少数几个没有被蒙古军攻克的州城之一，“燕都受围，唯顺州坚守。”(14)，蒙古军集中全力来攻，孤城坚守，史书中完整记载了其死节的经过：

“九月，顺州受兵，晦有别部在沧、景，遣人突围召之，众皆踊跃思奋，而主者不肯发。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见，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为，苟能相从，可不失富贵。’晦曰：‘朝廷何负汝耶?’臻曰：‘臻虽负国，不忍负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则吾分，讵从汝耶。’将射之，臻掩泣而去。无何，将士缒城出降，晦被执，不肯降，遂就死。”(15)而诗作“金甲煌煌金印光，诏书命我守昆阳。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仓无一日粮。叛臣暗作开门策，一虎翻为群犬获。胸中气愤暴雷声，颔下须张猬毛磔。将军虽死尚如生，万里遥传忠义名。”在顺州失守这个事实上，诗不如史具体，但仍然不失补充和参考，尤其值得参考的是作者的态度，作者明知他坚守的“顺州”，但是厌恶这个“顺”字，以“昆阳”代之，意味顺州本来可以起到和西汉末昆阳相似的作用，但是却被身为“叛臣”的“群犬”出卖了，诗人慷慨悲歌，高度赞扬这位勇将的同时，对“叛臣”和“群犬”给予愤怒的谴责。并把王晦的事迹比作唐朝的段秀实和颜杲卿。最后一段“栋圬榱崩人短气，平生况切同年义。试歌慷慨一篇词，定洒英雄千古泪。”更是慷慨激昂，未尝没有愿意与死者同仇敌忾的意思。

根据金史的记载，王晦死节时“初，晦就执，谓其爱将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见知，安忍独生。’并见杀。”王晦受到金政府的高度赞扬“诏赠荣禄大夫、枢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岁时致祭。录其子汝霖为笔砚承奉。”(16)，顺州失守，金元二史均作为大事来记载，金史载“(贞佑二年十月)丁酉，大元兵徇顺州，劝农使王晦死之。”(17)而元史作“(成吉思汗十年)夏四月，克清、顺二州。”(18)

王晦作为较早为金殉节的人物，一直受到人们的纪念，元人亦如此，元朝大儒王恽在至元七年十月廿二日路过顺州，与人“话金节侯刚忠王公子明死节事”，并赋诗以吊。(19)，另一元朝理学名家郝经，作《金源十节士歌》，专门歌颂金朝死节之士，第一首即《王子明》：

“时危始作通州守，贼臣遽献居庸口，千群铁骑绕燕都，玉辇仓皇下殿走。

孤城弹丸当畿甸，饮血登陴日酣战，进明逗留南八回，拊髀张拳面迎箭。

日晕忽破城无址，失守何颜见天子，朝服南向再拜毕，意色不动握节死。”(20)同样给予高度评价，将王晦死节的所在当作他解围的“通州”而有意隐去“顺”字。

最后说一下此诗的来历，此诗和其他两首金人所作诗一同被南宋人缴获，后被辑录在明人《古今说海》中，由于南宋人对王晦的这首诗和其他一首诗说道“著其败亡之际，以见天道之好还”就是说如今看到蒙古统治者如今正在以当年女真统治者对付宋人的手段来对付金人，作者感到金人遭了报应。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对这句话感到相当刺耳，于是下令四库馆臣将这些诗全部予以抽毁。如今只能在此书的非四库本才能找到。这就提醒了我们，我们承认四库全书是一部巨著，有些书的经过集体的校勘，是所有版本中最好的，但是关于宋金关系的一些书大多经过删除抽毁篡改，所以我们研究宋辽金元关系史时，能不用四库本则不用四库本，实在不得已用也要谨慎。根据今人研究，明人《永乐大典》中未被四库馆臣辑出的书与宋金关系有关。(21)，有些史料除了现在的残本《永乐大典》尚存外，大多随大典的毁灭而无存，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金史的研究，确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1)[宋]陈郁《话腴》，转引自梁太济先生《金朝败亡历程的可贵记录-----<话腴>“端平甲午”条所录金诗三首浅释》《文史》2002年第三辑，本文好多资料和观点参考了梁先生的文章

(2)《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

(3)[金]刘祁《归潜志》卷十

(4)《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

(5)《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

(6)[元]《圣武亲征录》

(7)《金史》卷九三《完颜承裕传》

(8)《金史》卷一四《宣宗纪》“德”作“徐”

(9)《元史》卷一《太祖纪》

(10)[元]伪托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纪》，亦见《续资治通鉴》卷一六零

(11)《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12)《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

(13)《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

(14)[金]元好问《遗山集》卷一八《赵思文神道碑》

(15)《金史》卷一二一《王晦传》

(17)《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18)《元史》卷一《太祖纪》

(19)[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二五

(20)[元]郝经《陵川集》卷一一

(21)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页391，另外关于宋人记载的金朝史料，好多是高宗一朝的，而在金朝世宗以后的记载相对南宋高宗一朝对金朝的记载相比则非常稀少，至少不是在清朝，在元朝初年以抄撮宋人书为主的《大金国志》关于世宗以后的材料作者都感到相当困窘，以致不得不把《南迁录》这样的伪书也当成主要取资对象。关于《大金国志》一书的史料来源，可以参见刘浦江先生《辽金史论》页335--356《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