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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跨国并购关键要买价低

发布时间:2021-01-21 15:53:29 阅读: 来源:焊锡机厂家

企业跨国并购关键要买价低

在欧债危机的阴霾之下,“不差钱”的中国人除了购买奢侈品外,还热衷于购买企业。数据显示,仅在今年1月,中国并购市场的海外并购金额已接近20亿美元,并购逐渐成为了“做大”的热门手段。实际上,流动性、机会主义驱动的海外并购很危险。到底是并购做大,还是回归主业?针对中企近期的海外并购潮,记者采访了中欧工商学院教授丁远。  1  不差钱式并购很危险  深圳特区报:2012年可能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之年。您为何提出“流动性驱动”的并购行为很危险这一观点?  丁远:企业并购动因很多时候是资本市场在推动。比如,前不久并购一家德国企业的三一重工以及一些机械工程行业,很长时期内股价涨幅比茅台还要大。在中国市场,高成长企业往往给予很高溢价,市盈率很高。相反,在金融危机之下,同类产业对西方投资者来说已没有兴奋点,估值不高,加上最近几年利润低甚至亏损,所以股价就低。由于同类企业估值存在落差,这就让人有了并购冲动。但中西方很多企业案例表明,当企业流动性过剩,整个风险控制理念就会发生本质性变化;流动性不足时,企业扩张注重的是质,而流动性过剩则会带来对量的片面追求。  除了流动性驱动的动机,“机会主义驱动”亦是中国企业容易犯的错误。企业本来有“捞一把”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心理,在没有做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加上投行等中介机构的推荐,并购过程很仓促。最近李东生在回顾TCL收购汤姆逊彩电部门一事时,就提到这个问题。2011年上市的庞大集团在海外并购上冒进,引发巨亏,这同样与超募后的流动性驱动,以及机会主义驱动两个因素有关。  深圳特区报:中国企业善于控制成本,很多企业领导人在收购国外企业时,都表示要把“低成本”优势带过去,从而帮助外国企业扭亏为盈。  丁远:中国很多企业的低成本模式,是文化和制度因素带来的。在国内,企业和上下游伙伴沟通成本很低,一些企业还会占用经销商资金,成为低成本资金的来源。大家有“默契”,这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企业家还会经常抱怨政府,但遇到问题,政府却会帮忙“熨平”。问题在于,部分企业家逐渐把这种跟政府的“默契”当成核心竞争力,到国外便“两眼一抹黑”。中铁建在沙特建设铁路,遇到劳工纠纷和工程进度问题,人家政府根本不帮你,事情越搞越复杂。  苹果为什么把几乎所有生产线都建立在中国,劳动力廉价只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员工的“弹性”。2007年,乔布斯发现,iPhone屏幕有瑕疵,深圳的工厂可在半夜紧急集合8000名工人半小时内上岗,12小时一轮班为iPhone换屏。“中国奇迹”别说在美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未必做得到。文化和制度造就的所谓低成本,到了海外可能会“失灵”。  2  核心竞争力是买价低  深圳特区报:如果要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支招,首先会想到什么策略?  丁远:第一当然是买得便宜。我最近在写北京四维约翰逊公司的案例。它的运钞车非常出名,先后收购一家英国运钞车企业和一家德国高端救护车生产商。这家企业老总自称“犯了所有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容易犯的错。”比如空降的两位“海归”无法胜任高层岗位,当地聘用的高管又发生贪污,等等。尽管什么坏事都发生了,但并购最后是成功的,因为被收购企业买价低,回旋余地大。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上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买得便宜是可能的。  两个因素影响收购价格,一是时机,一是心态。我一位EMBA学生的公司收购了一家德国机床厂。他跟德国人打交道超过10年,最开始是和他们在常州做合资企业,充分了解德国人的商业习惯。2009年,目标企业出现“订单荒”,他才开始洽谈购买,时机和心态都好,价格就低。  还必须指出,并购时企业都会聘请投行做顾问。投行从收费考虑,方案一般都是必须买,买得越快越好。企业家也容易产生“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的幻觉,仓促买下,忽略了很多本来可以规避的风险。中介是媒人,结了婚才能拿佣金,企业家对此要冷静。为什么买,买来干什么,都想清楚了,失败概率就小。  深圳特区报:不少中国企业家曾表示,海外并购要当心“PE风险”,认为外资PE的短期利益和中国企业的“远景”有冲突,比如PE推荐的经理人“不忠”。  丁远:这就要谈到并购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利益跟时间周期的协调。这种协调需要制度来实现,比如企业家会抱怨外籍经理人“不忠”,但中国企业作为新的控股股东,应把控股股东的意愿通过激励机制体现出来,设定一个好的机制,这比通过道德和价值观的谴责有效得多。让外聘经理人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利益趋同,这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时必须要重视的问题。俗语说,屁股决定脑袋,海外并购同样适用。要以制度促融合,而不是将文化障碍作为融合不力的借口。  3  盲目并购不如回归主业  深圳特区报:在有后发优势的国家,企业往往对跨国并购情有独钟,但失败教训很多,比如韩国大宇,这是否和亚洲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有关?  丁远: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企业财务杠杆率远高于美国同业。韩国直到1973年才有股市。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出现经济腾飞时,企业高增长都是来自信贷推动,特别是受益于政府主导的融资项目、融资贷款等。政府希望企业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商业银行也被政府控制,这种导向一发不可收拾。有了国家提供的信用和资金,大宇将并购作为做大手段,甚至并购了东欧拖拉机厂这样的“落后产能”。包括大宇创始人金宇中在内的韩国企业家都明白:企业越大,就越容易贷款,不断把企业做大,即便做出问题,政府也会兜底。汉城奥运会召开前,大宇已陷入危机,政府出于“面子”,的确紧急给予8400亿韩元的救助。  我们应思考,亚洲企业以前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又遇到?中国企业家之间也曾流行“小舢板焊到一起就是航空母舰”,这是有问题的,航母不是这么造出来的。  深圳特区报:企业“回归主业”,大家都知道这很重要,但真正“回归”的没有几个。中国企业对此很彷徨。  丁远:法国安盛集团董事长曾对我说,金融危机的最大好处,是让大家“回到地球上”。企业家开始关注根本的东西——主营业务,要持续做自己擅长的行业。我曾去参观一家苏州齿轮加工厂,他们是钢筋厂转过来的,企业家认为两者用料差不多,又能赚钱,所以就改行了。还有一家温州企业,之前做服装,但服装利润越来越低,于是投资了十几亿做造船厂。结果厂建完了,金融危机来了,很长时间一个订单都没有。  在欧洲呆了12年,我明白一个道理:为何全世界的奢侈品都是“欧洲制造”?欧洲的家族企业非常值得尊敬,工业革命到现在,好多代人,几百年都只做一样东西,品质就是经久不衰的品牌,这最值得我们学习。反观我们的民营企业,“富二代”愿意做主业的很少,太累了,都想做PE和房地产。  当然,这种“彷徨”并不只是民企自身的问题。  中国企业开始闯荡世界  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始闯荡世界。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为601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0年创下68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这个数字相当于“十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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