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跨国并购关键要买价低

企业跨国并购关键要买价低

在欧债危机的阴霾之下，“不差钱”的中国人除了购买奢侈品外，还热衷于购买企业。数据显示，仅在今年1月，中国并购市场的海外并购金额已接近20亿美元，并购逐渐成为了“做大”的热门手段。实际上，流动性、机会主义驱动的海外并购很危险。到底是并购做大，还是回归主业？针对中企近期的海外并购潮，记者采访了中欧工商学院教授丁远。　　1　　不差钱式并购很危险　　深圳特区报：2012年可能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之年。您为何提出“流动性驱动”的并购行为很危险这一观点？　　丁远：企业并购动因很多时候是资本市场在推动。比如，前不久并购一家德国企业的三一重工以及一些机械工程行业，很长时期内股价涨幅比茅台还要大。在中国市场，高成长企业往往给予很高溢价，市盈率很高。相反，在金融危机之下，同类产业对西方投资者来说已没有兴奋点，估值不高，加上最近几年利润低甚至亏损，所以股价就低。由于同类企业估值存在落差，这就让人有了并购冲动。但中西方很多企业案例表明，当企业流动性过剩，整个风险控制理念就会发生本质性变化；流动性不足时，企业扩张注重的是质，而流动性过剩则会带来对量的片面追求。　　除了流动性驱动的动机，“机会主义驱动”亦是中国企业容易犯的错误。企业本来有“捞一把”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心理，在没有做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加上投行等中介机构的推荐，并购过程很仓促。最近李东生在回顾TCL收购汤姆逊彩电部门一事时，就提到这个问题。2011年上市的庞大集团在海外并购上冒进，引发巨亏，这同样与超募后的流动性驱动，以及机会主义驱动两个因素有关。　　深圳特区报：中国企业善于控制成本，很多企业领导人在收购国外企业时，都表示要把“低成本”优势带过去，从而帮助外国企业扭亏为盈。　　丁远：中国很多企业的低成本模式，是文化和制度因素带来的。在国内，企业和上下游伙伴沟通成本很低，一些企业还会占用经销商资金，成为低成本资金的来源。大家有“默契”，这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企业家还会经常抱怨政府，但遇到问题，政府却会帮忙“熨平”。问题在于，部分企业家逐渐把这种跟政府的“默契”当成核心竞争力，到国外便“两眼一抹黑”。中铁建在沙特建设铁路，遇到劳工纠纷和工程进度问题，人家政府根本不帮你，事情越搞越复杂。　　苹果为什么把几乎所有生产线都建立在中国，劳动力廉价只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员工的“弹性”。2007年，乔布斯发现，iPhone屏幕有瑕疵，深圳的工厂可在半夜紧急集合8000名工人半小时内上岗，12小时一轮班为iPhone换屏。“中国奇迹”别说在美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未必做得到。文化和制度造就的所谓低成本，到了海外可能会“失灵”。　　2　　核心竞争力是买价低　　深圳特区报：如果要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支招，首先会想到什么策略？　　丁远：第一当然是买得便宜。我最近在写北京四维约翰逊公司的案例。它的运钞车非常出名，先后收购一家英国运钞车企业和一家德国高端救护车生产商。这家企业老总自称“犯了所有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容易犯的错。”比如空降的两位“海归”无法胜任高层岗位，当地聘用的高管又发生贪污，等等。尽管什么坏事都发生了，但并购最后是成功的，因为被收购企业买价低，回旋余地大。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上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买得便宜是可能的。　　两个因素影响收购价格，一是时机，一是心态。我一位EMBA学生的公司收购了一家德国机床厂。他跟德国人打交道超过10年，最开始是和他们在常州做合资企业，充分了解德国人的商业习惯。2009年，目标企业出现“订单荒”，他才开始洽谈购买，时机和心态都好，价格就低。　　还必须指出，并购时企业都会聘请投行做顾问。投行从收费考虑，方案一般都是必须买，买得越快越好。企业家也容易产生“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的幻觉，仓促买下，忽略了很多本来可以规避的风险。中介是媒人，结了婚才能拿佣金，企业家对此要冷静。为什么买，买来干什么，都想清楚了，失败概率就小。　　深圳特区报：不少中国企业家曾表示，海外并购要当心“PE风险”，认为外资PE的短期利益和中国企业的“远景”有冲突，比如PE推荐的经理人“不忠”。　　丁远：这就要谈到并购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利益跟时间周期的协调。这种协调需要制度来实现，比如企业家会抱怨外籍经理人“不忠”，但中国企业作为新的控股股东，应把控股股东的意愿通过激励机制体现出来，设定一个好的机制，这比通过道德和价值观的谴责有效得多。让外聘经理人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利益趋同，这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时必须要重视的问题。俗语说，屁股决定脑袋，海外并购同样适用。要以制度促融合，而不是将文化障碍作为融合不力的借口。　　3　　盲目并购不如回归主业　　深圳特区报：在有后发优势的国家，企业往往对跨国并购情有独钟，但失败教训很多，比如韩国大宇，这是否和亚洲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有关？　　丁远：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企业财务杠杆率远高于美国同业。韩国直到1973年才有股市。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出现经济腾飞时，企业高增长都是来自信贷推动，特别是受益于政府主导的融资项目、融资贷款等。政府希望企业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商业银行也被政府控制，这种导向一发不可收拾。有了国家提供的信用和资金，大宇将并购作为做大手段，甚至并购了东欧拖拉机厂这样的“落后产能”。包括大宇创始人金宇中在内的韩国企业家都明白：企业越大，就越容易贷款，不断把企业做大，即便做出问题，政府也会兜底。汉城奥运会召开前，大宇已陷入危机，政府出于“面子”，的确紧急给予8400亿韩元的救助。　　我们应思考，亚洲企业以前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又遇到？中国企业家之间也曾流行“小舢板焊到一起就是航空母舰”，这是有问题的，航母不是这么造出来的。　　深圳特区报：企业“回归主业”，大家都知道这很重要，但真正“回归”的没有几个。中国企业对此很彷徨。　　丁远：法国安盛集团董事长曾对我说，金融危机的最大好处，是让大家“回到地球上”。企业家开始关注根本的东西——主营业务，要持续做自己擅长的行业。我曾去参观一家苏州齿轮加工厂，他们是钢筋厂转过来的，企业家认为两者用料差不多，又能赚钱，所以就改行了。还有一家温州企业，之前做服装，但服装利润越来越低，于是投资了十几亿做造船厂。结果厂建完了，金融危机来了，很长时间一个订单都没有。　　在欧洲呆了12年，我明白一个道理：为何全世界的奢侈品都是“欧洲制造”？欧洲的家族企业非常值得尊敬，工业革命到现在，好多代人，几百年都只做一样东西，品质就是经久不衰的品牌，这最值得我们学习。反观我们的民营企业，“富二代”愿意做主业的很少，太累了，都想做PE和房地产。　　当然，这种“彷徨”并不只是民企自身的问题。　　中国企业开始闯荡世界　　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始闯荡世界。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为601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0年创下68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这个数字相当于“十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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